特朗普政府通过《美国船舶法案》（SHIPS for America Act）推动振兴悬挂美国旗的商船队，这一举措既大胆、充满怀旧色彩，又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。
它让人联想起“自由轮”和战时物流的时代，当时美国制造的船只承载着盟军胜利的重任横跨大洋。但在当今高度效率化、整合化且全球化的航运业中，这种愿景的现实可行性存疑。
现任政府对西方英语圈和西欧左倾政府发起的“反革命”浪潮，将这一倡议视为恢复国家主权、经济独立和军事准备的宏大努力的一部分。
关税是该战略的核心，旨在重新平衡贸易关系，并将海外制造商吸引到美国本土。与此同时，大幅削减公共服务人员编制旨在激发选民活力，并在中期选举后维持这一运动的势头。但这些努力能否最终促成一支具有生命力的美国籍商船队，则是另一回事。
自二战以来，商船航运的主导者不再是国家舰队，而是由在悬挂“方便旗”的船舶上工作的全球化劳动力——即所谓的“大地上的受苦人”。战后，过剩的“自由轮”和“胜利轮”被抛售，通常卖给了希腊船东，他们凭借这些生锈的钢铁建起了一座座帝国。
美国曾是海洋巨人，如今已萎缩成昔日的影子。随着和平降临，对庞大船队的需求消失了；20世纪50年代后期喷气式飞机的兴起进一步侵蚀了远洋客轮的统治地位。
1956年，马尔科姆·麦克莱恩（Malcom McLean）在新泽西州将58个集装箱装上一艘改装油轮并驶往休斯敦，这一实验引发的集装箱革命改变了一切。它比卡车运输更便宜、更快捷，尤其是在州际公路系统建成之前。麦克莱恩的海陆服务公司（Sea-Land Service）通过实现大规模出口，助力了“亚洲四小龙”经济体的诞生，将航运重心从跨大西洋转向了跨太平洋。
在苏联粮食歉收以及工业对煤炭和铁矿石需求的推动下，散货和液体贸易也蓬勃发展。但地缘政治冲击也重塑了该行业。1967年的“六日战争”导致苏伊士运河关闭近十年，迫使油轮绕道好望角。1973年由欧佩克（OPEC）禁运引发的石油危机使原油价格翻了两番，并加速了超级油轮（部分达到34万载重吨）的兴起，以维持长途航行的盈利能力。
与此同时，日本崛起为造船大国，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超级油轮，随后又转向集装箱船。但日本人的判断出现了失误：虽然运往美国的东行货物利润丰厚，但西行的出口货物（粮食、煤炭、钾肥）并不适合集装箱运输。而海陆公司的成功得益于越战期间五角大楼的合同，这些合同支付了去程和回程的费用。曾经被认为会空载的回程航线，结果证明充满了运往美国的货物，从而形成了贸易的良性循环。
由于对海陆公司的统治地位感到不安，日本运营商如川崎汽船（“K” Line）、商船三井（MOL）和日本邮船（NYK）最终将其集装箱业务合并为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海洋网联船务（ONE）。但届时，行业整合已经开始。通过激进的并购，全球主要运营商从2000年的20家缩减至仅剩六家。马士基在2005年收购了铁行渣华（P&O Nedlloyd），2017年收购了汉堡南美（Hamburg Sud）；赫伯罗特吸收了南美轮船（CSAV）和阿拉伯联合国家轮船（UASC）；达飞海运（CMA CGM）接管了海皇东方（NOL/APL）；中远集团（COSCO）则与中国海运合并，随后又收购了东方海外（OOCL）。
如今的巨型承运商不仅是航运公司，更是垂直整合的物流帝国。马士基、地中海航运（MSC）、达飞和中远拥有码头、货运代理，甚至还有航空货运机队。马士基的APM码头管理着70多个设施；地中海航运在收购博洛雷非洲物流（Bollore Africa Logistics）后成为最大的码头运营商；达飞拥有基华物流（CEVA Logistics）并经营航空货运。这些公司提供从工厂到门口的跨多种运输模式的全方位解决方案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特朗普政府建立美国籍商船队的计划面临着飓风般的阻力。远洋运输的主要优势在于由自动化和规模化驱动的成本效率。1.1万吨的“自由轮”需要40名船员，而如今22.3万吨的集装箱船只需要不到20人。由于劳动力成本、监管负担和造船业的限制，在美国旗帜下建造和运营船舶的成本要高得多。这些现实与政府创造就业的目标相抵触。
战略独立性是另一个动机。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及其在南海的强硬立场，依赖外籍航运构成了风险。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，部分目的可能是为了清空旧武器库存，为未来的冲突重新武装。此外还有一个文化维度：渴望清除军队中的“性多元化（meta sexuals）”和“多元、平等与包容（DEI）”政策，回归传统的统一和纪律。正如罗马人所说：“想要和平，必先备战。”
但建立商船队不仅仅关乎意识形态，更关乎经济、基础设施和全球整合。美国缺乏与韩国和中国竞争的造船能力；港口并未针对美国籍船舶的运营进行优化；而《琼斯法案》虽然具有保护性质，却扼杀了创新并推高了成本。如果没有明确的商业激励，承运商不会更换国旗。如果没有持续的政治意志，这一倡议可能会在下个选举周期后停滞。
关税可能会鼓励部分制造业回流。人们希望出现对等的贸易关系，并吸引海外企业投资美国工厂。然而，全球供应链极其复杂，企业对政治波动持谨慎态度。
鉴于国内外压力，你认为美国籍船队在未来十年内成型的几率有多大？